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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古籍出版社,中国有几大古籍出版社

导读:

为什么《三国志》分成《魏书》、《蜀书》、《吴书》三大卷?

三国志

是晋代陈寿编写的一部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的纪传体国别史,详细记载了从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 六十年的历史。其中,《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共六十五卷。陈寿是晋代朝臣,晋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国志》尊魏为正统。《三国志》为曹操写了本纪,而《蜀书》和 《吴书》则记刘备为《先主传》,记孙权称《吴主传》,只有传,没有纪。

三大古籍出版社,中国有几大古籍出版社

《三国志》不仅是一部史学巨著,更是一部文学巨著。陈寿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以简练、优美的语言为我们绘制了一幅幅三国人物肖像图。人物塑造得有血有肉、非常生动。

简介

《三国志》,六十五卷,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主要记载魏、蜀、吴 三国鼎立时期的历史。位列中国古代二十四史,与史记(汉·司马迁)、汉书(汉·班固)、后汉书(范晔、司马彪)并称前四史 。

作者介绍

陈寿(公元233-297年),字承祚,西晋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他少好学,就有志于史学事业,对于《尚书》、《春秋》、《史记》、《汉书》等史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师事同郡学者谯周,在蜀汉时任观阁令史。当时,宦官黄皓专权,大臣都曲意附从。陈寿因为不肯屈从黄皓,所以屡遭遣黜。入晋以后,历任著作郎、治书待御史等职。280年,晋灭东吴,结束了 局面。陈寿当时四十八岁,开始撰写《三国志》。 陈寿写《三国志》以前,已出现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266年)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蜀 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搜集材料,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 大量的文献档案。我们阅读《三国志》时,就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陈寿没有编写志,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陈寿还著有《益部耆旧传》、《古国志》等书,整理编辑过《诸葛亮集》,可惜这些书后来都亡佚了。

《三国志》裴松之注本

时历仕零陵内史、国子博士等。入宋后任中书侍郎。宋文帝以陈寿所著《三国志》记事过简,命他为之作补注。他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说,“臣前被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三国志》。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所以裴注不仅解释地理名物等,更主要的在于补充原 载的遗漏和纠正错误。同一事几家记述不同的,他都收录进来,以备参考。对于史事和人物,裴注有所 论;对于陈寿议论的不当,裴注也加以批 。裴注搜罗 ,引书首尾完整,不加剪裁割裂。为了注释《三国志》,他收集了三国时期的原始材料达一百五十多种,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注文字数约超过原文的三倍。据沈家本统计,注中引书“经部廿二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由此许多《三国志》中失载的历史事实得以保存。裴注中也有运用传统注释方法的地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盖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亦颇为例不纯。”侯康说:“至于笺注名物,训释文义,裴注间而有之而不详,盖非其宗旨所存。” 杨翼骧先生在《裴松之》一文 这部分裴注归纳为字音、文义、校勘、名物、地理、典故若干类。他认为:“作注的目的主要是增广事实,而这一类的批注不过是附带的工作”。他注《三国志》的重点是补阙和纠谬。正如他在《上三国志注表》中所说:“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纳,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忘;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裴注的最大特点,就是广采博引,极大地丰富了原书的内容。特别是他所引用的原始材料今天大部分已经亡佚,幸而保留在裴注中,因而史料价值就非常珍贵。读《三国志》时,一定要把裴松之的注文当作正文来读。 裴注为史书注释开辟了新的广阔道路。

针对当时史书“疏略寡要”、“时有脱漏”的问题,裴氏将补阙列为第一项,主要补记重要 与人物。如曹操推行屯田一事,陈寿仅在《武帝纪》和《任峻传》中用50几个字略作记载,仅仅说明了“军国之饶,起于枣祗而成于峻”。而曹操在这一重大决策上有何认识与 ,推行中有何艰辛,推行后有何成效,陈寿则未作 叙。裴注以180字的篇幅阐明了以上问题,将屯田一事作为曹魏定国的重大国策看待,在掌握史事要领这一层面上,裴氏显然高一筹。又如诸葛亮七擒孟获一事,反映了蜀汉以“攻心为上”的和戎 ,又是进行北伐前安定后方的重要措施,陈寿一笔带过,而斐氏补充200多字,其识见亦在陈寿之上。王弼开魏晋玄学之先声,陈寿仅以23字记之。裴氏引何邵《王弼传》补其生平与学说,引孙盛《魏氏春秋》反映时人的 断,引《博物志》介绍家世,为我国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依据。马钧其人其事,在《方技传》中了无涉及。裴氏以1200多字补充其生平与重大发明创造,有关指南车、翻车、连弩、发石车以及织绫机的记载,反映了当时的科技生产水平,填补了科技史研究的空白。与重大 与人物有关的重要文献亦是补阙的内容,如曹操的《明志令》、《举贤无拘品行令》、曹丕的《与吴质书》,李密的《陈情表》等,亦由裴注得以 。

所谓备异与惩妄,是针对同说一事,而各 载却“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之情况而言的。“并皆抄内、以备异闻”为备异,依本志或引证它书做“随违矫正”工作,为惩妄。二者往往难以截然分开。如刘备三顾茅一事,《诸葛亮传》所记情节已人所共知,但魏人鱼豢《魏略》和西晋司马彪《 州春秋》所记则不同,认为是诸葛亮先拜访刘备。裴氏将两 载均抄录于注中,可为备异;又对其说加以辨析,引《出师表》所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猬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一段,说明“非亮先诣备”这一结论,可谓惩妄。这种备异,惩妄,往往以寿书作为对比对象,再扩及到对其他史书的品 和总结。如在《魏书·文昭甄皇后传注》中,录有王沉《魏书》褒美甄后的记载,与寿书截然不同。裴氏依据《春秋》之义,认定《魏书》“崇饰虚文”,并说“推此而言,其称卞、甄诸后言行之 ,皆难以实论”,从而断定“陈氏删落,良有以也”。

对陈寿失误而他书正确处,亦作明确判断。如《吴书·楼玄传注》引虞博《江表传》所载楼玄 事,裴氏径直判断为“《江表传》所言,于理为长”。《吴书·诸葛恪传注》引胡冲《吴历》所载,裴氏判断为“《吴历》为长”。这种 断,在论辨一条中有更多体现。论辨包括 史事与 史书两个方面, 史事者随处可见,是史家主体认识的直接表达,因与本论题关系不大,故略而不论, 论史书,则有总结同期史著优劣的史学批 的意义,是本文讨论的内容之一。裴氏对《三国志》一书的 论,既有在上表中的全面 价,又有散见于各注中的肯定或批 ,是较为全面的;对同期其他史书,则多取零金碎玉式的 点,概括来看,这些 论大致可分为体例安排、叙事描写两个方面。

中国史书体例自《春秋》、《史记》后,编年体、纪传体两体渐趋成熟,尽管仍存在二体优劣的争论,但其体式已较固定。裴氏较关注的是对现有体例,尤其是做为正史的纪传体的规范化问题。纪传体以人物传记为主,专传、合传较好掌握,而类传如何划分,则颇不一致。裴氏主张取“事类相从”的原则,他说:“臣松之以为列传之体,以事类相从。张子房青云之士,诚非陈平之伦。然汉之谋臣,良、平而已。若不共列,则余无所附,故前史合之,盖其宜也。”肯定了司马迁首创“事类相从”的合理性,然后批 陈寿将非为一类的人放在一传中,有失体例。如贾诩之俦,实属“算无遗略、经权达变”的奇士,应放在 作筹划的程昱、郭嘉等人的类传中,但却放在了德智两全有王佐之风的二荀(荀彧、荀攸)之列,裴氏以之“失其类”,“其犹夜光之与蒸烛乎?其照虽均,质则异焉”,本质的异同,应是区分类传的第一要义。其次,行事相类亦为重要原则。如鱼豢《魏略·勇侠传》不计人物生年而按人物行事将汉末孙宾硕四人编入魏,是依据“其人接魏,事义相类”的原则处理的。对此,如果说鱼豢还仅处于一种自发状态的话,那么,裴氏提出“事义相类”的原则,便已成为一种自觉的认识了。由实践升华为理论,再指实践,正是裴注史学意义在编纂学上的体现。

在叙事描写上,强调通顺合理,反对“语之不通”。注意容貌状写,如对荀彧之外貌,以陈寿不称述为遗憾,特引《典略》、《平原祢稀传》补充之,既反映了魏晋著文讲究人物容止风藻的时代特色,又 合了中国史学讲究形象描写的特色,还体现了裴氏对历史文学的审美要求,即生动形象的描写可使史著更具魅力。

晁公武首先涉及裴注的字数:“(裴注) 群说,分入书中,其多过本书数倍。”(《郡 读书志》卷二)在清代武英殿刻本《三国志》中,李龙官等在校刊识语中更为具体地指出“裴松之注更三倍于正文”。20世纪70年代初,黄大受据 艺文印书馆影印的殿本统计,陈寿本书为350,833字,裴注为322,643字(《三国志及裴注字数统计表》,载《三国志选注》, 中正书局,1972年版卷首。转引自吴金华《三国志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95页)。王廷洽根据中华书局陈乃乾校点本统计出《三国志》为366,65 ,裴注为320,79 (《略谈〈三国志〉与裴注的数量问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5年第3期)。吴金华据百衲本统计,陈寿本书为368,03 ,裴注为322,171字(《三国志校诂附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崔曙庭根据金陵活字本统计,《三国志》为367,327宇,裴注为320,805字(《〈三国志〉本文确实多于裴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如果以上述统计最少的《三国志》与统计最多的裴注字数比较,《三国志》也比裴注多38,014字,即便裴注中尚有佚文或混入正文,也不可能达到数倍于本书的文字。张子侠则认为:“《三国志》的版本和流传的经过极为复杂,既有文字脱漏问题,也有注文混入正文的现象,因而正文与注文孰多孰少不能轻下结论。”(《〈三国志〉裴注研究三题》,《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2期)。

明以前人若王通、刘知几都讥其繁芜,叶适至认为“注之所载,皆寿书之弃余”(文献通考一 一)。清代学者虽然推崇裴注,但也有人指责他有的应注而不注,有的不应注而注,引书有改字等等(见赵翼陔余业考六、四库提要四五及卢文弨的批注)。其实这些都是小缺点,并不能因此掩没它的长处。裴注引用的魏、晋人著作多至二百十种,著录在隋 籍志中的已经不到四分之三,唐、宋以后就十不存一了。而且裴注所引的材料,都首尾完整,尽管说它“繁芜”,说它“寿之弃余”,单就保存古代资料这一点说,也是值得重视的。

由于裴注引书具有较高的文献学价值,因此裴注引书数量和书目的考证成了裴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分歧最大的问题。钱大昕统计裴注引书“凡百四十余种,其与史学无涉者不在数内”,所列书名144种(《廿二史考异》卷十五)。赵翼统计裴注引书“凡〔百〕五十余种”,所列书名151种,亦为史部类数目(《廿二史札记》卷六)。赵绍祖统计裴注引书“凡一百八十余种”,另外,引诸经及诸子字书“又四十余种”(《读书偶记》卷六)。钱大昭以时代,地理,人物,官制,类书,文章,别集,家传,别传为类,统计裴注引书160余种(《三国志辨疑》)。沈家本将裴注引书“依《隋书 经籍志》之例分为四部:计经部廿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三国志注引书目》)。王钟翰统计“裴氏注记所引诸书名,凡二百四五十种”,并按钱大昭的分类列书名256种(《三国志裴注考证》,载《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五卷,1945年)。王祖彝除“诸家 论与裴氏自注,傅子,袁子,孙盛,习凿齿等论注以及引古书为诠释者不计”外,统计“裴注征引之书凡百五十六种”(《三国志人名录裴注引用书目》,商务印书馆,1956年)。马念祖统计裴注引书“二百零三种”(《水经注等八种古籍引用书目汇编》,中华书局,1959年)。杨翼骧统计“以裴氏所引书目全部而言,为二百一十余种;若除去关于诠释文字及 论方面的,则为一百五十余种”(《裴松之与〈三国志注〉》,《历史教学》1963年第2期)。高秀英,杨济安统计裴注引书203种(《三国志人名索引?裴注引书索引》,中华书局,1980年)。陈垣统计裴注“所引书在二百三十种以上”(《三国志注引书目》,载《中国古代史论丛》第七辑,福建 出版社,1983年10月,第331页)。王树民对赵翼的“裴松之三国志注”条裴注引书进行了部分考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2002年修订版)。周国林统计裴注引用书目为224种,其中“用于笺释名物训诂音义的先秦至东汉中期著作及其为之作注的和文字训诂方面的著作共四十余种,用于补阙备异惩妄论辩方面的汉末迄晋著作共一百八十余种”(《裴松之〈三国志注〉引书考》,载《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高振铎统计“裴松之注《三国志》共引书二百三十六种”(《裴注〈三国志〉引书考订--兼 〈廿二史札记校证〉》,《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虞万里统计裴注引书“二百三十五种”(《〈三国志〉裴注引书新考》,《温州师院学报》1994年第4期)。伍野春统计裴注引书凡229种,“另有十则未注明出处”(《裴松之 传》,第250页)。张子侠统计“裴氏共引书二百二十七种”。高敏曾与人合作《〈三国志〉裴注引书考》一文,统计引书达二百四五十种(《〈三国志〉说略》,载《经史说略二十五史说略》, 燕山出版社,2002年,第87页)。

国内三大出版社是什么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它的前身是三十年代在上海创立的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和读书出版社。1948年三店在 并,正式成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1年与 出版社合并,1986年恢复独立建制。在各种不同的时期,三联书店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这家历史悠久的出版社,以它优良的历史传统和强烈的人文精神,走过了几十年的风雨历程。“生活·读书·新知”虽然只是三家书店名字的组合,但却巧合地概括了人的一生中最主要的三个方面:首先,最重要的是生活,热爱生活,好好生活;然后是读书,读书是一种习惯,是一种人生的态度;最后是新知,新知从读书中来,从生活中来,又让读书和生活更美好。半个多世纪以来,三联以其出版高品位的人文科学专业图书和 科学的译著图书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品牌,受到读书界的广泛尊敬,被誉为“中国 的精神家园”。三联书店在中国已不仅意味着一家出版社,而且代表着一种文化、一种公共的知识精神。

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成立于1897年,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现代出版机构,与 大学同时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 成立后,商务印书馆迁址 。1958年以后,根据 出版方针的规定调整了出版范围。现主要编译出版外国哲学、 科学方面的学术著作,编纂出版中外语文工具书以及研究著作、教材、普及读物等,出版《中国语文》、《方言》、《英语世界》等期刊,在读者中有良好影响和声誉。一个世纪以来,以开启民智、昌明教育为己任,竭力继承中华文化,积极传播海外新知,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教育事业单位”,是“全国优秀出版社”。

中华书局:中华书局以编印新式中小学教科书为主要业务的出版机构之一。1912年1月1日在上海创立。 成立后,1954年5月,中华书局实行公私合营,总公司迁至 ,同时在上海留有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1958年改组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同年, 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中华书局被指定为该小组的办事机构,成为整理出版中国古代和近代文学、历史、哲学、语言文字图书及相关的学术著作、通俗读物的专业出版社,承担着 级古籍整理的基本项目。历经20年时间, 整理、出版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本,被公认为新中国最伟大的古籍整理工程。相继编辑出版了《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文》、《全唐诗》、《全宋词》、《古本 丛刊》、《甲骨 》、《殷周金文集成》、《资治通鉴》、《文苑英华》、《太平御览》、《 大典》、《册府元龟》、《清实录》、《光绪朝朱批奏折》、《中华大 》等一大批古代文史哲经典文献。陆续推出的重点丛书如“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历代史料笔记丛刊”、“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中华史学丛书”、“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新编诸子集成”、“中国 典籍选刊”、“ 典籍选刊”、“理学丛书”、“学术笔记丛刊”、“古逸丛书三编”、“清人书目题跋丛刊”、“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等,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基本典籍。中华书局还出版了梁启超、王国维、顾颉刚、陈垣、王力、钱钟书等著名学者的学术著作;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学术集刊、文史类期刊《文史》、《文学遗产》、《书品》等,在学术界、读书界、教育界有着广泛的影响。

名著买什么版本的好?我在当当网买

推荐 文学出版社的。因为这个出版社出版的 名著是中国艺术研究院整理出版。集结了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们几十年的心血,并且有注解,便于阅读。

岳麓出版的也可以,贵在有批语(金批 、毛批三国、脂批红楼、李批西游),有助于理解 。

五十年代出版社现在叫什么

叫出版集团或出版有限公司。有的还叫出版社。

出版社缘何更名分析一下近年来出版社更名的缘起,大致分三种情况,一是拓展出版范围,特别是在主管主办部门也因体制 功能、名称随之改变,如一些部委出版社;二是顺应 变革开拓新领域或者明确新的 ,如天天社;三是出版业集团化浪潮下,在集团整体战略导向下的更名行为。

出版社更名并不是新鲜事,比如中国物资出版社改名为中国财富出版社,中国 出版社改名为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改叫江苏凤凰出版社;到集团化风起云涌,安徽叫时代,湖南叫中南,福建叫海峡,湖北改长江,宁夏改黄河,河南改中原,江西改中文。

河南出版社出版的通临本书法有哪些

曹全碑原拓翁志飞临本等。

还有兰亭序、集王羲之书 教序、多宝塔碑、 成宫醴泉铭、洛神赋等等很多。

1949年5月10日,河南 出版社前身河南省 教育厅编辑室(对外称河南文教出版社)在开封成立,辗转于新乡,落户于郑州,是一家出版 、哲学、文化教育、历史等出版物的综合性出版社。孕育了中州书画社(今中州古籍出版社)、河南科技出版社、河南少年儿童出版社(今海燕出版社)、河南教育出版社(今大象出版社)、河南美术出版社、黄河文艺出版社(今河南文艺出版社)、中原农民出版社、文心出版社。成立70多年来,认 贯彻执行党的出版方针,坚持正确的出版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逐步形成主题出版、特色出版、学术出版三大板块为主的图书产品线。出版了大量哲学 科学等方面的精品图书,出版了大批集中记录中国历史、研究中国精神、反映中国巨变、展现中原文化、传播河南形象、讴歌时代精神的优秀图书,累计出版图书25000余种。

现存的 的明代刊本有多少种

目前观点是《 》有三大版本体系,其中毛本为目前比较流行的版本。

【正文】

《 》问世以后不久,就出现了\"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的盛况。嘉靖元年(1522年),出现了最早的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此后,各种各样的刻本层出不穷,历数百年而不衰,直到今天,我们知道的明代刻本还有二十多种,清代刻本还有七十多种。可以说,《三国》版本之多,在古代 中是无与伦 。

在这么多的《三国》版本中,有哪些是比较重要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将众多的版本加以分类。从版本形态的角度来看,《 》的版本大致可以分为这样三个系统:

1.《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除了上面提到的嘉靖元年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嘉靖元年本\")之外,还包括万历十 年(1591年)金陵周曰校刊本《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周曰校本\")和夏振宇刊本《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传通俗演义》(简称\"夏振宇本\")等等。

2.《三国志传》系统。包括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建阳叶逢春刊本《三国志传》(简称\"叶逢春本\")、万历二十年(1592年)余象斗刊本《新刻按鉴全像批 三国志 传》(简称\"余象斗本\")、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联辉堂刊本《新锲京本校正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简称\"联辉堂本\")、万历三 (1610年)杨春元刊本《重刻京本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简称\"杨春元本\")、《新刻汤学士校正古本按鉴演义全像通俗三国志传》(简称\"汤宾尹本\")等等。

3. 毛宗岗父子 改本《三国志演义》(简称\"毛本\")系统。毛本原名《 奇书第一种 》,后来又被称为《第一才 》。现存的七十多种清代《三国》刻本,绝大部分属于毛本系统。

此外,还有几种处于过渡形态的版本,最有代表性的是《李卓吾先生批 三国志》(简称\"李卓吾 本\")。它来源于\"周曰校本\"或\"夏振宇本\",又是毛本的版本基础。

在分类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说,《 》最重要的版本有:\"嘉靖元年本\"、\"周曰 校本\"、\"夏振宇本\"、\"三国志传\"、\"李卓吾 本\"、\"毛本\"。

五四以后,新式的标点排印本逐渐出现。建国以来,最流行的版本是 文学出版社整理本。它以毛本为基础,删去毛氏的 语,纠正了其中的一些错误,并加上少量注释,成为一个较好的通行本。但是,由于受过去的研究水平的限制, 文学出版社整理本中仍然存在着很多\"技术性错误\",包括人物错误、地理错误、职官错误、历法错误和其它类型的错误。尽管如此,它迄今仍是发行量最大的版本。

自八十年代以来,很多出版社都出版了《 》排印本。不过, 正经过认 整理, 具有学术价值的版本只是一部分。读者不妨注意以下几种:

1.《新校注本 》:吴小林校注,陈迩冬审订,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4月第一版。它在 文学出版社整理本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校勘,改正了一些错误,新增大量注释,更加便于一般读者阅读。

2.《校理本 》:沈伯俊校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第一版 ,1995年9月第六次印刷。它以毛本为基础,删去毛 ,着重校正书中大量存在的\"技术性错误\",并以《校理一览表》的形式,依次列出\"技术性错误\",指出错误所在,提出校正意见,说明校正依据;同时,针对读者不知道或似是而非之处进行注释, ,给人以新知。此本学术价值较高,受到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高度 价,被认为是迄今最好的整理本。

3.毛本《 》整理本:沈伯俊整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第一版。它对毛本 进行了全面的整理,纠正了其中的大量\"技术性错误\",并对有关毛本的几个基本问题作了系统论述,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4. 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整理本:沈伯俊整理, 文艺出版社1993 年5月第一版,1998年10月第二版。它是嘉靖本问世以来的第一个富于学术意义的整理本,校正了其中的大量\"技术性错误\",并作了简明扼要的注释。此本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有助于澄清若干流行已久的错误认识,对专业研究者和一般读者都颇有益处。

5. 《李卓吾先生批 三国志》整理本:沈伯俊、李烨校注,巴蜀书社19 93年11月第一版。它是\"李卓吾 本\"的第一个有研究基础的整理本,校正了其中的大量\"技术性错误\",作了比较详细的注释,并对\"李卓吾 本\"的 伪、来源、特色和贡献作了全面论述,具有 较高的学术价值。

6. 周曰校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点校本:刘敬圻、关四平点校,北方文艺出版社1994年6月第一版。它是\"周曰校本\"的第一个标点排印本,点校者以\"存 \"为主要原则,基本上 了正文的原貌。由于\"周曰校本\"比嘉靖本增加了一些情节,而原书难以看到,此本颇有学术价值。

此外,李灵年、王长友整理的《钟伯敬先生批 三国志》(黄山书社出版)、萧欣桥点校的《李笠翁批阅三国志》(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也都很有参考价值。